药品开支与医疗经济的宏观增长关系溯源

    现代经济迅猛发展的20年间，医疗经济也出现了迅速扩张的趋势。就人均医疗开支而言，美国在1950年的人均医疗开支仅为84美元，1970年达346美元，1980年达1,063美元，1990年达2,566美元，2000年更达4,637美元；其中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20多年间，平均年增长率达十个百分点以上。医疗经济的规模不仅在绝对增长上引人注目，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医疗经济所占的相对份额也急速增加。美国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7.1%迅带上升到1988年的 10.9%，并在90年代的十年间持续保持在13%左右。这种上升趋势普遍在其它经济合作组织国家（OECD）的经济报表上出现。例如同期加拿大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从 7.1%上升至10%以上，日本从4.6%升至7.3% ，德国从 5.9% 升至8.6% ，一向标榜节约医疗开支的英国也从4.5%增至7%以上。美国医疗经济学家Fuchs1990年的研究表明医疗经济的规模扩张速度高于国民经济规模扩张速度达2.5个百分点。

        在医疗经济高速扩张的同时，医药经济作为医疗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而得到迅速提升。就美国而言，医药经济在医疗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在2000年超过10%。Levit等人2002年发表的报告认为，医药经济已成为医疗成本上升的一个“主要增长点”，医药开支的增长约占医疗总体开支增长的25%以上。这一现象也为其它OECD国家所关注，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联邦、州的不同水平上采取多样措施以遏制药品开支的快速增长。

    总体医疗开支与部分的药品开支增长有共同的原因。现今发表的研究报告一致认为其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1）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伴随着老龄化的是人口疾病模式的变化，慢性病、临终前的急性疾病治疗均占据巨大的医疗与药品开支。（2）现代医疗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更有效的手段，而这些治疗手段往往比传统治疗方法昂贵许多。（3）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美国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生活使人们对健康有了新的预想目标，尽管我们在整体上比几十年前或一百年前更加健康，但我们在医疗、药品上的花费却有增无减。（4）医疗支付体系上对供应方及需求方缺乏适当的经济激励机制，造成“moval hazard”，即对有限医疗资源的浪费及滥用。

       医疗开支与药品开支的增长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原因。对药品开支而言，国际大公司在直接销售市场上进行巨额投资，特别是针对消费者的广告攻略，在很大程度上对需求方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在经济学上产生了类似于“供应创造需求”的作用。例如美国各医药公司对消费者的直接广告销售战略性资金投入在1999年就达到18亿美元之巨。这些广告宣传的药品在成本（Cost）及风险（Risk）方面提供的信息却往往不够充分，反而更加提升了消费者的需求。

    药品开支与医疗开支宏观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它们之间在技术方面的互动性。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现代医学已有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换的趋势。例如医师的就诊服务、手术等，这些传统上是劳动密集型的，主要的资源投入是医师的劳动力。而现代医药则是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大量高科技医疗技术的应用可能替代原本必需的医师服务、手术等。因此在医疗开支与药品开支的宏观关系上，它们不但是相互提升，还可能是局部的相互替代关系。

        以上论及的因素对我国的医疗、制药行业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意义。不过我国医药产业内部有另一突出的特殊现象，即药品开支在整在医疗过程中占有相当高的份额。近年发表的报告表明，在整个住院开支中近一半是药品开支。医药开支成为医院、医师收入的重要“增长点”。这种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医疗体系内部资源价格的不合理，医师服务价格过低，医师医治水平的价值在市场上得不到体现。这种不合理的价格加上目前医疗体系中不完善的利益驱动机制，使得一些医疗单位及个人的市场行为出现扭曲，药品销售中的差价成了医疗经济的重要增长点。这对整体有限的社会资源来说是巨大的浪费，同时也加重了人民群众、企业及政府的负担。

        总览医药经济与医疗经济增长的宏观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是有机的互动关系，既有共同的医疗体系之外的社会因素，也有医疗体系内部的深层因素。我国目前正在深入开展医疗、药品及流通领域的三项改革，将对医疗劳务与药品价格的比例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增强消费者的成本意识方面，对药品及医疗开支的总体增长产生有效的制约作用。